民国妓女日接客15次不堪蹂躏而晕厥，怕怀
一九二七年冯玉祥将军二次主豫后，省会开封妓业一度被勒令解散，收妓女于济良所，劝其结婚从良。但不久，冯氏离去后，又一切复旧。据民国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年）二月份的一份官方统计，全市有一、二、三等妓院四十二家，妓女二百四十四人，月捐一千三百元，以后虽时有变动，但悬殊不大，直至解放。
据一九五○年十二月调查统计，全市尚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院两处，一在第四巷，一在会馆胡同。共有书寓二十六家，妓女一百八十六人。其中第四巷属一等，计十二家，九十四人，会馆胡同属二等，十四家，九十二人。老板（男俗称“鳌头”，“王八”，女的称“老鸨”、“鸨儿”）五十三人，伙友（俗称茶房、“鳌腿”、“大茶壶”），干娘共七十四人（男五十四、女二十），幼女六十三人，妓女家属三百六十五人，总计七百四十一人。到一九五一年六月（即封闭妓院前夕），妓女减少为一百二十一人。另有暗娼二百三十七人。
各书寓妓女概言之有四种类型：
一是所谓“柜上姑娘”。即老板收买的幼女，七、八岁在家当丫头，抹桌扫地，端茶倒水，给老板捶背捏脚，洗衣服甚至洗月经带等等，一应杂活，无所不干，稍不如意，非打即骂。甚至不给饭吃。十一岁就得开始卖“清倌盘”（除不性交外，要忍受嫖客的一切下流侮辱），十三、四岁，大不过十六岁，就得开始接客。经济上完全依附老板，毫无人身自由。这类妓女在一等书寓中占少数。如第四巷有十六人，仅占九十四人的百分之十七，而二等书寓所在地会馆胡同有四十七人，占其妓女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一。
二是所谓“搭伙”妓女，即由院外老板从小买养后送往妓院搭火营业的，所得嫖资按“四、二、四”分成。即妓院老板四、伙友二、妓女四。而妓女所分得的“四”，要全部交给院外老板。她们的活动经常处于老板暗中派人监控之下，其所受压榨剥削尤较其它妓女为甚。这类妓女在各书寓中所占比重正好和第一类相反。第四巷九十四名妓女中，搭火妓女就有七十八人，占百分之六十，而会馆胡同是四十四人，占其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八。
三是“租赁”妓女。她们是因家贫如洗，告借无门，或因父母、丈夫吸食毒品所迫，但又不甘永远沦为娼妓者，遂以月论或以季论租给妓院出卖肉体，以救燃眉之急。这类妓女多数姿色平常，而且身价低微，收入极为有限，且备受虐待和歧视。
四是所谓“自由姑娘”。即经过赎身的妓女。其中有些是名噪一时的“红妓”。她们可自由到任何妓院“搭伙”下水，所得一份归己所有，老板对她们也稍为温和。
她们沦为娼妓的原因，为生活困难所迫、被引诱拐骗和因家有吸食毒品者占大多数。
不管身世来历如何，一旦进入妓院为娼，就似羊入虎口，人堕深渊。老板只顾赚钱，不管妓女死活。她们是人前艳装浓抹，强颜欢笑，背地则粗茶淡饭泪洗脸。头面“花容月貌”，身上伤痕累累。海棠书寓同时有四个十三岁幼女被逼开始接客，其中王雪琴等二人因流血过多，不堪蹂躏而晕厥过去。王雪琴稍见恢复即被逼不分昼夜的接客，最多时竟一天拉十五次铺（性交），搞得面黄肌瘦，气息奄奄。至于有些妓女一夜被奸五、六次，七、八次者，已属常事。她们几乎普遍患有梅毒、淋病等性病，不少人患有疥疮，有的阴部溃烂，或值月经期，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和休息，而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得接客。云喜书寓妓女杜志达因接客过多，流血半年不止，老鸨杜康氏还逼她经常接客，致杜被逼上吊自缢（未死）。每逢春节老板就强迫她们喝“五毒汤”，又叫“绝后药”以破坏她们的生殖机能。倘有怀孕，必须打胎。有个叫莉仙的妓女怀孕六个月时，被老鸨按倒在地，命两个人用大方桌压其腹部，胎未压掉，又将一块大木板置其腹部，三人上去踩压，残忍已极，枝女一旦有了意中人或萌从良结婚之念，被老板察知时，即横遭毒打和折磨。妓女张美英想嫁人，被打得死去活来，木棍打断三根，汗衫染成了血衣。一个叫莉莉的妓女结识一姓丁男子，双方互订终身，表示愿赎身结婚，老板坚决不允。莉莉绝望之余，精神失常，终日吸烟喝酒，哭笑无常，折磨得皮包骨头，没出一年患干血痨而死，丁某因思念过度，气愤难平，不久也得病死去，双双成了娼妓制度的殉葬品。以上仅是妓业无数罪恶中几个事例，罪恶累累，举不胜举。
（编辑：刘海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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